在国家记忆里，我国核试验留给人们的是历史的辉煌瞬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无比自豪和荣耀。然而我们的国防尖端武器研制试验成功的背后，与拥有核武器的俄美等超级大国同样，也经历过挫折和失败。1979年9月13日，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我经历了一次我国核试验史上令人遗憾的一幕。尽管我们核试验迈过了神秘历程，早已到了可与人言的时候，特别是近些年来，宣传歌颂“两弹一星”功臣事迹的书籍、影视报道中有所披露，但作为“九·一三”核试验的亲历者，我对这鲜为人知的一幕至今记忆犹新，现在可以说了。

　　1978年春天，我从河北武安县一个省属驻邯地质系统职工子弟的知青点，经过部队严格政审后，成了新疆马兰核试验基地的一个后来者。当我和近千名邯郸新兵刚踏上那片广阔而神奇的土地时，大漠戈壁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对我们充满了新鲜和神秘。

　　我国核基地创建于五十年代末期，张蕴钰、常勇两位共和国的老将军曾是基地首任司令员和政委。文革期间白斌是第二任司令员。我们到基地当兵时，“张三号”即基地原副司令员张志善将军已接任司令员，成为基地一号首长。

　　从1964年我国第一颗爆炸到1979年初，在马兰核基地已成功进行了三十余次不一样的种类，不同当量、不同方式的核武器试验。位于罗布泊西北十万平方公里的核试验场区，已发展为能进行空中、地面、地下竖井、平洞等核试验，且具有一定规模的综合性核试验场区。距试验场区三百公里之外的基地生活区——马兰，经过创业者们近二十年的建设，当时也已变成林荫环抱的戈壁绿洲，这就是著名的“”所在地。

　　1979年7月的一天，我所在的汽车三十六团二营，接到基地司令部命令，准备开赴核试验场区用于空爆的七区，参加将于当年9月份进行的代号为“21—715”的我国第十五次空爆核试验。这是我军旅生涯中，参加的第一次核试验。我驾驶的军车，将担负配属总后和卫生部医务人员进行动物效应试验的运送回收任务。

　　部队在进入试验场区之前，我们全营四个汽车连对车辆进行了一次全面认真的维修和保养，并根据执行核试验任务需要，开展了驾驶员技术练兵和核试验中的防化防护训练。当时要求我们汽车兵穿防化服带上防毒面具，在烈日下进行训练要能坚持二小时之后不摘防毒面具，我那时很瘦不爱出汗，每次从摘下的防毒面具内倒不出“几斤汗水”，战友们常开玩笑说我“训练不刻苦”。8月中旬，我们经过一个月的紧张训练和充分准备后，奉命从马兰生活区驱车开赴试验场区。

　　核试验是一项大规模的综合性科学试验，试验中的气象保障工作很重要。它要预报出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可供选择的核试验日期，以保证试验时试验区，生活区人员以及烟云经迹区居民的安全。经过我基地阳平里气象站的认真分析和精心测算，预报得出9月12—15日是核试验的理想天气。由军委总参首长、新疆军区首长、基地首长和核物理专家组成的核试验总指挥部，经研究决定并报主席批准，确定9月13日北京时间12时为本次核试验零时（核爆炸时称零时，此前为零时前，爆炸后称零时后）。上级要求将此决定迅速传达到每一个参试单位和人员，当然那时对参加核试验人员都要按惯例进行保密教育，并要求我们三个月不能写家信。当时在我们参试老兵中，有一句保密顺口溜：“看在眼里，烂在心里，带进棺材里”。

　　这期间，我们由场区暂住地“老开屏”到这次核爆中心区域，按惯例进行了两次核试验总预演训练。这次核试验，要求我们汽车司机在执行任务中身着防护服，从核爆零时前四小时开始，驾车配属有关人员进行效应物品的布置，到零前两小时准时撤离爆心，零时后回收效应物品后经核污染洗消站返回暂住地期间，汽车不得发生故障或抛锚，同时要对自己行进的路线、效应物品摆放的位置、标记、数量等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并能熟练掌握回收的操作要领，要对也许会出现的情况或问题制定出应急预案，以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

　　经过部队执行任务前的总动员及预演和几天的休整，我们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79年9月13日清晨六点，由于西北大漠戈壁和内地时差两小时，东方才刚刚吐白，我们参试人员的驻地“老开屏”却已经人声鼎沸，马达轰鸣。汽车满载着各总部、各军区及各军兵种和国家卫生部等有关部委科研、生产等数十家参试单位几千人和试验物资，浩浩荡荡向核试验爆心开进，几百辆汽车在戈壁滩一条叫“通京路”（寓意“通往北京向毛主席报喜”之路）的沥青公路上蜿蜒行驶，场面非常壮观，大家显得很兴奋。

　　这次核试验爆心位于试验场区空爆中心区域，八点钟，我们准时到达了高处插有一面红旗的爆心，只见方圆几公里以爆心为圆点呈放射状的效应线两旁，一排排为测量核爆炸威力效果，取得科研数据而专门放置的陆海空武器装备、被服、生活用品，仪器设施和各类建筑工事设施，物品应有尽有。我们依规定，将这次用于生物效应试验研究的狗、羊、兔子等动物（因动物保护法，已禁用猴子），分别放置在那些效应设施里或旁边。有的露天有的在室内，面向或背向爆心，有采取保护措施或不加防护的，以便掌握核爆炸后不同条件下的被杀伤情况。上午十点即零前两小时，我们准时布置完毕并安全撤离爆心，望着大漠东方那已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参加过核试验的老班长告诉我说：两小时后我们将通过护目镜，在这里看到另外一个“太阳”。

　　我们全体参试人员的安全集结地，在距爆心26公里处一个叫白云岗的沙丘高坡上，也是这次核试验总指挥部所在地。集结地醒目的竖立着“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16个大红字标语牌，这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对我国核试验工作的著名指示。在我们前方二、三公里的地方，还有一支由212型越野吉普车装备的防化小分队，他们要在核爆炸几分钟后首先冲进瀑心，进行核辐射沾染侦察作业。火箭取样队隐蔽在靶心南12公里处的一座工事内，准备在核爆炸后朝蘑菇云发射火箭取样。进入零前一小时后，核试验总指挥部通过设在我们参试人员集结地的高音喇叭，不时向大家广播报送零前时间、有关试验通知、进展情况和要求等，并提示警醒我们，这次核爆炸的“闪光盲边界”是143公里，也就是说在这个距离内如果不戴护目镜，用肉眼直接看到核爆炸闪光，人的眼睛就会永久失明。

　　担任这次空投核弹任务的国产6型轰炸机，已在我们头顶近万米高空旋转并已两次通过爆心，当其第三次通过时将准确投下核弹（在此十几天前，轰6飞机飞行员已进行了瞄靶空投模拟弹科目训练，我们营一个连汽车配属了飞机瞄靶空投模拟弹回收任务）。零前三十分钟时，我们按要求全部提前戴上了十万倍的护目镜(类似电焊工用的护目镜片，只是倍数大些)，当时针终于指到零前十一秒后，沸腾的大漠一片寂静，主控站一个女指令员通过高音喇叭发出了“十、九、八…….二、一、起爆！”的指令，我们当时心情即兴奋又紧张，然而几秒钟，几十秒钟的等待过去了，万籁俱静的罗布泊上空始终没再次出现核爆炸的强烈闪光和巨大火球，一时间我们的心情由激动变为焦急，由期待变为沮丧，大家议论纷纷，心情很复杂。半个多小时过去后，总指挥部通知我们大家可以摘下护目镜并原地待命，这时只见一架直升飞机从我们头上飞过，十几辆吉普车和卡车也向爆心方向驶去，种种迹象说明这次核试验失败了。一小时后，我们带着疑惑和猜测，奉命驱车驶向爆心效应线，将动物等试验物资又一一运回了住地。第二天一早，我们接到紧急通知，全体参试人员即刻启程离开试验场区，返回马兰生活区。

　　事后我们得知，原来13日中午当飞机按指令投下核弹后，出现在核试验主控站雷达荧光屏监视器上的亮点却一闪即失。由于核弹上用于限制降落速度的伞从核弹尾翼弹出后没能如期打开，致使几吨重的弹体失去控制，受重力加速度作用的核弹急速下降直落地面，造成了这次核试验失败，当时核弹落在爆心偏东北方向几公里处，把戈壁滩砸了一个的深坑，经基地有关部门人员几个小时的搜索寻找才被发现。我们的“两弹元勋”科学家邓稼先曾冒着生命危险亲自乘车到核弹坑勘验。多年后我在已公开的一些书籍中了解到，我国这次进行的是一次氢弹核试验。总参谋部为了让我们全军师以上高级军事主官观摩这次核试验，由总参李达副总长亲自带队来到我们基地，他们参观了整个核试验场，就等着观看最后一幕——氢弹爆炸的壮丽景观。很遗憾的是那次没有爆响，更可惜的是我们许多战友的身体因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核辐射。

　　在我国核试验发展初期，如1967年12月24日的一次氢弹试验，结果只有用作引爆装置（雷管）的小爆炸，而没能引起预期的热核反应。另一次是因安装人员，无意中对飞机悬挂的核弹装置的罗丝多紧了几扣，致使飞行员几次试投核弹都未能脱钩，当时敬爱的周总理在几千公里外的北京亲自通过电话遥控指挥，飞行员最后冒着巨大风险，勇敢沉着果断的带弹着陆，安全返回机场。而这一次却因一个限速降落伞发生故障，而致使一颗凝聚着核专家和广大科研人员心血，且“价值连城”的氢弹报废，它在我国核试验史上留下了遗憾的一幕。但与苏美等核大国相比，我们核试验的成功率高于他们。

　　失败是成功之母。面对失败，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线日，我国成功的进行了代号为“21-716”的空爆氢弹核试验，这是“九·一三”核弹的复制品。我终于在罗布泊大漠上空，看到了那朵壮丽的蘑菇云。这次被外电称之“成功的一次新核物理原理试验”，它为我国结束大气层核试验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从此我国核试验由大气层试验全面转入了地下核试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图一：1979年初夏，作者在马兰核基地，与执行过多次核试验回收任务的连队01#功勋车前留影，时年20岁。）

　　作者简介：苑宝钢，1959年6月生人。党员，湖北地质学校（现湖北国土资源学院）经管专业毕业。1976年7月，河北武安县魏粟山大队知青。1978年3月入伍，新疆马兰核试验基地汽车36团。1981年被评为国防科委“红旗车驾驶员”。1982年1月复员，先后在河北省地质局邯郸探矿机械厂、河北长江企业集团公司、邯郸市建筑业管理办公室任职，已退休。现为河北省观赏石协会副秘书长、邯郸市奇石艺术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邯郸谢南留知青纪念馆顾问。主要文学作品：散文《骆驼刺》、小小说《二狗》、纪实文学《科学家彭加木失踪始末》、赏析专著《太行奇石》（合著）、主编《我们的青春岁月—邯郸知青五十周年纪念专辑》、《奋斗的青春—邯郸知青老照片图志》、《一三八大院的记忆》，邯郸口述历史专题片《知青故里——谢南留》等。

　　老兵，我们在一个部队服役，只是我去的时候，你已离队，我比你在部队时间长。你们邯郸的78年兵我认识几个。本连队就有一个，后勤部，司令部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