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12日，农历癸亥年除夕。沈阳的雪下了一整夜，到中午仍未停歇。空军463医院门诊大楼外，积雪被踩出几道凌乱的脚印，通向后门——那扇本该锁死的消防通道门，此刻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股铁锈与血腥混杂的气味。

　　礼堂里，《少林寺》正放到李连杰飞身跃上屋檐的高潮段落，掌声、笑声、爆米花的碎响交织成一片节日的喧闹。没人注意到，就在百米之外的三楼走廊，死亡已悄然降临。

　　不是一声，而是连串——“哒、哒、哒……”节奏均匀，冷酷得像钟表走针。十四秒内，十三发五四式手倾泻而出，击穿了七个人的生命。四人当场毙命：一名值班医生倒在药房门口，双手还抓着处方笺；两名护士蜷缩在分诊台下，额头中弹，眼睛睁得极大；一名保卫干事倒在楼梯转角，胸口两个血洞，枪响时他刚起身想去看看礼堂的电影。

　　另有三人重伤。其中一人爬行了十几米，拖出一道蜿蜒血迹，最终在二楼洗手间门口昏厥。他右手死死攥着一本深蓝色小册子——后来被证实是王宗玮的军区通行证。

　　现场没有打斗痕迹，没有翻箱倒柜，药房的铁柜锁完好无损，收费处的抽屉纹丝未动。这不是抢劫，不是报复，甚至不像临时起意的凶杀。这是一场精准、高效、毫无情绪波动的清除行动。

　　技术员抵达时，雪水正从楼顶滴落，混着血在地砖上洇开。他们在不足二十平方米的走廊清点出13枚滚烫的弹壳，全部为同一支五四手枪所射，抛壳方向一致，说明凶手由东向西推进，边走边射，如同执行任务。

　　最令人不安的，是楼梯拐角处那个黄色帆布挎包。崭新、干净，里面却只装着一把钢丝钳和一把十字螺丝刀——工具刃口无锈无污，显然未曾使用。它被遗落在血泊边缘，像特意留下的一枚谜题。

　　而此时，礼堂里的电影刚结束。观众们笑着走出大门，互相道着“过年好”，全然不知，这个本该团圆的除夕，已被七具尸体和十三颗弹壳彻底钉入历史的黑暗一页

　　1983年2月12日13时42分，沈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组的吉普车急刹在空军463医院门诊大楼前。雪还在下，细密如针，落在警员肩头，很快融成暗红——那是从楼内渗出的血，顺着台阶流到了外面。

　　带队的是老刑警陈国栋，四十出头，鬓角已染霜。他没说话，只朝身后挥了下手，技术员们立刻拎着勘查箱鱼贯而入。空气里火药味浓得呛人，混着血腥和医院特有的消毒水气息，像一张无形的网，勒得人喘不过气。

　　三楼走廊已被保卫科用白布临时围起。掀开布帘，七具人体或躺或伏，姿态凝固在死亡降临的瞬间。法医蹲在一具女护士尸体旁，手套上全是血。“头部贯穿，一枪毙命，”他声音低沉，“没挣扎，没呼救，连转身都没有来得及。”

　　陈国栋蹲下身，目光扫过地面。血泊尚未凝固，在瓷砖上泛着诡异的光。他数了数——13枚五四式手枪弹壳，整齐地散落在药房到楼梯口之间，每一枚都滚烫过，抛壳方向一致，说明凶手是单手持枪、边走边射，动作流畅得像演练过千百遍。

　　技术员用粉笔逐一标记弹着点。四具尸体集中在药房门口和分诊台，三名伤者倒在撤离路线上——显然，凶手在确认无人反抗后，才从容离开。最令人费解的是：药房铁柜锁完好，收费抽屉未动，连护士口袋里的钢镚都没人碰。

　　众人下到二楼拐角。一只黄色帆布挎包半浸在血水与雪水的交界处。陈国栋戴上手套，小心打开——里面没有钱，没有证件，只有一把钢丝钳、一把十字螺丝刀，崭新得反常，刃口连一丝锈迹都没有。

　　“修理工不会在这种时候来医院，”他说，“这是作案工具……可他们根本没用上。”

　　更诡异的是，包带断裂处有新鲜拉扯痕，像是仓促间掉落，又像是……故意留下。

　　15时整，一名重伤员被抬出大楼。就在担架经过时，他忽然抬起手，死死攥住胸口衣襟。护士掰开他手指，掉出一本深蓝色小册子——军区通行证，姓名：王宗玮。

　　而此刻，凶手早已消失在沈阳的风雪之中，只留下13枚弹壳、一把工具，和一个即将震动全国的谜团。

　　1983年2月12日15时18分，陆军总医院三楼抢救室外，走廊灯光惨白，映得墙壁泛青。空气里弥漫着碘伏、汗味和一种难以言喻的紧张——那是死亡擦肩而过后的余悸。

　　一名重伤员刚被推进手术室，途中意识短暂回光返照。他右手死死攥住胸前的棉衣，指节发白，仿佛攥着比命还重要的东西。护士试图剪开衣物时，发现他指缝间卡着一本深蓝色小册子。技术员戴上手套，小心翼翼掰开那几根僵硬的手指——动作轻得像怕惊醒一个噩梦

　　册子摊开，封皮印着“中国人民军区通用通行证”字样。内页照片已模糊，但姓名栏清晰如刀刻：王宗玮，男，23岁，沈阳籍。

　　消息传回463医院现场指挥部时，陈国栋正盯着那13枚弹壳出神。他猛地抬头：“王宗玮？哪个王宗玮？”

　　16时03分，两辆警车悄然停在大东区一条老巷口。王家小院门楣上还贴着崭新的“福”字，窗内飘出炖肉的香气，电视里正放着春晚彩排的欢笑声——一切如常，太如常了。

　　“在！一整天都在！”王母抢答，声音尖得刺耳，“他证早就丢了，肯定是别人捡了冒用！”

　　笔录做了不到十分钟。表面看，证词无懈可击。可陈国栋走出院门时，脚步却慢了下来。他回头望了一眼——那扇贴着“福”字的门关上了，但窗帘微微晃动，像有人在偷看。

　　“除夕团圆饭，锅里饺子煮破了皮，没人捞；茶几上两副碗筷没动；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却没人笑。”他顿了顿，“他们在演戏。演给谁看？演给我们看。”

　　更关键的是时间线分左右，看见王家兄弟从后门匆匆离开，弟弟右手插在口袋里，鼓得不自然。

　　而最致命的一击，来自王父自己——在警方第二次上门时，这位父亲终于崩溃，颤抖着承认：

　　“他们……回来过。就案发后半小时。小玮说‘出事了，得赶紧走’……我看见他口袋里……有把枪。”

　　1983年2月12日23时，沈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作战室灯火通明。窗外雪势未歇，窗内烟雾缭绕，墙上钉着两张年轻男子的户籍照片——王宗方，25岁；王宗玮，23岁。照片上的两人眼神平淡，穿着朴素，任谁看了都会觉得是普通工人子弟。没人能想到，就在几个小时前，他们用一把五四手枪，把除夕夜变成了屠宰场。

　　“王宗玮，退伍兵，服役两年，实弹射击考核优秀。”侦查员小李念着刚调出的档案，“退伍后无业，偶尔在军工厂打零工。”

　　“在沈阳某军工厂干过装配，熟悉枪械结构，但没接触过实弹。不过……”小李顿了顿，“厂里老工人说，他常在休息时摆弄报废枪管，‘手很稳’。”

　　陈国栋站在地图前，手指重重戳在“大东区王家”位置。案发后半小时，兄弟二人曾返家，王父亲口承认：王宗玮口袋里揣着枪，说“出事了，得赶紧走”。这不是临时起意，是有预谋的逃亡。

　　一路人马封锁沈阳所有出城通道：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公路检查站——重点盘查携带包裹、神情紧张的年轻男性；

　　对门退休教师回忆：“大年三十下午一点二十左右，我晾衣服，看见王家兄弟从后门快步出来。弟弟王宗玮穿深蓝棉袄，右手一直插在口袋里，鼓得不正常。我喊他‘过年好’，他头都没回，走得更快了。”

　　那条后巷，直通废弃铁路支线，无监控，少人迹——是完美的撤离路线。时间、行为、证词，全部指向一个结论：兄弟二人作案后返家取物，随即携枪潜逃。

　　技术科同步传来消息：现场13枚弹壳确认来自同一支五四手枪，枪管有轻微磨损，说明非新枪，但保养良好，常常使用。而王宗玮作为退伍兵，完全具备获取、维护此类武器的渠道。

　　14日上午，公安部正式下达指令：此案定性为“特大持枪杀人流窜案”，列为全国头号要案。沈阳警方发布通缉令，照片印满车站、邮局、派出所公告栏。广播里反复播报：“发现可疑人员，请立即报告公安机关。”

　　车轮碾过冰封的国道，载着两把枪、一个黄色挎包，和一颗彻底冷血的心，驶向更深的黑夜。

　　可他们不知道，这将是一场横跨六省、持续219天、染红二十多条人命的亡命之旅。

　　1983年2月15日，案发后的第三天，沈阳的雪终于停了，但寒意更甚。刑侦支队副队长陈国栋裹紧大衣，踩着结冰的巷道再次走向大东区王家后巷。这不是例行回访，而是一次沉默的围猎——猎物不是人，是藏在日常缝隙里的真相。

　　三天来，王家父母坚称两个儿子“除夕全天在家”，可那本从死者手中抠出的通行证，像一根刺，扎在所有侦查员心里。陈国栋不信巧合，更不信完美。越是滴水不漏的证词，越可能是一张精心编织的网

　　住在王家后院的老教师赵秉义，退休前是中学历史老师，说话慢条斯理，眼神却锐利如鹰。他主动找到蹲点的侦查员，声音压得极低：“我那天……看见他们了。”

　　“王家那俩小子。大年三十下午一点二十左右。”老人搓了搓冻红的手，“我在晾刚蒸好的年糕，一抬头，就看见他俩从后门快步出来。弟弟王宗玮穿件深蓝棉袄，右手一直插在口袋里——那口袋鼓得不正常，走路还贴着墙根，像怕被人看见。”

　　“喊了。”赵秉义苦笑，“我说‘小玮，过年好啊’，他头都没回，反而走得更快了。眼神直勾勾的，像丢了魂，又像……刚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这条后巷，狭窄、僻静，直通废弃的铁路支线，平日少有人走。案发时间是13时07分，目击时间是13时20分——时间完全吻合。兄弟二人作案后并未远遁，而是先回家，再从此处悄然撤离

　　这一次，他没问通行证，也没提弹壳，只平静地说：“赵老师说，他看见你两个儿子一点二十分从后门出去，王宗玮右手插在口袋里，鼓得不正常。您说，那里面……是不是枪？”

　　王父脸色瞬间惨白，嘴唇哆嗦着，双手死死攥住膝盖。良久，他忽然崩溃，眼泪夺眶而出：“……他们回来过。就案发后不到半小时。小玮一进门就说‘出事了，得赶紧走’……我……我看见他棉袄口袋里……有把枪。”

　　王宗方、王宗玮不仅作案，还曾返家取物、携枪潜逃。他们的逃亡不是慌乱奔命，而是有计划、有路线、有准备的武装流窜。而那把枪，正是射出13枚弹壳、夺走4条人命的凶器

　　“二王”已踏上逃亡之路，而警方，必须抢在他们下一次扣动扳机之前，将他们拦下。

　　1983年2月17日，沈阳的清晨冷得刺骨。刑侦支队技术组再次踏入王宗玮的卧室——这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墙壁斑驳，床单洗得发白，书桌上还摊着一本《机械制图基础》。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普通，普通得让人不安

　　“他们不是临时起意。”陈国栋站在门口，声音低沉，“一个退伍兵，一个军工厂临时工，除夕当天潜入医院，开枪杀人，然后回家——这中间一定有准备。”

　　技术员小张蹲在床边，手指轻轻敲击地板。某一块木板发出空响。他眼神一凛，掏出撬棍，小心翼翼将那块松动的地板掀开。下面，藏着一个用油纸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里面是一只五四式手枪的空枪套，皮革内衬已被火药熏得发黑，但保存完好，显然主人极为珍视。枪套旁，压着一张手绘地图——铅笔线条清晰，从沈阳出发，经山海关、唐山、天津，一路南下，沿途标注着加油站、小旅店、废弃厂房，更不可思议的是几处军工厂旧址。地图背面，一行极细的字迹写着：“2.13 18:00 老边”。

　　“城郊废弃汽车修理站，”小李立刻翻出资料，“曾是军工厂外包点，王宗方去年在那里打过两个月零工。

　　当天下午，警方秘密包围老边修理站。站内空无一人，但工具间角落，一只沾满机油的棉手套静静躺在铁架下。内侧用红线绣着一个“王”字缩写——是王宗方的习惯，他曾在厂里说过：“干这行，手套得认主。”

　　更关键的是，地面有新鲜车辙，轮胎纹路与沈阳郊区一辆失窃的吉普车完全吻合。油箱被加满，墙上钉着一张被撕去一角的全国公路图——缺失的部分，正是通往河北的方向。

　　这不是一次冲动犯罪后的仓皇逃窜，而是一场早有预谋的武装流亡。黄色挎包里的钳子和螺丝刀，或许原本是用来撬开军械库或通讯站的；那张手绘地图，是他们的“逃亡指南”；老边修理站，则是他们的第一个接应点。

　　兄弟二人不仅带走了枪，还带走了计划、工具、路线，甚至对未来的全部设想。他们不是亡命徒，而是把自己活成了战争机器。

　　陈国栋站在老边修理站门口，望着远处京哈公路延伸进灰蒙蒙的天际线。他知道，王宗方、王宗玮已经不在沈阳了。他们正沿着那张地图上的路线，向南疾驰，而每一步，都可能染上新的血。

　　“通知河北、山东，”他转身下令，声音如铁，“他们要跑，我们就得比他们更快。”

　　1983年2月21日，河北唐山丰润县，天刚蒙蒙亮。国道旁的雪地里，一辆绿色军用吉普车歪斜地停在沟边，车门大开，引擎早已冷却。车内，两名男子倒在血泊中——司机胸口两枪，押运员头部中弹，双眼圆睁，仿佛至死都不明白，为何只是停个车，就丢了性命。

　　当地派出所接到报案后迅速赶到，初步判断为流窜抢劫案。但当现场照片和弹壳样本传到沈阳专案组手中时，陈国栋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技术科连夜比对，结果令人脊背发凉：弹壳型号、抛壳角度、枪管磨损痕迹，与沈阳463医院案完全一致。同一支五四手枪，同一个凶手——王宗玮。

　　更诡异的是，司机尸体口袋里，被塞进了一张锡纸，上面印着“老雪花啤酒”字样。侦查员立刻核查：该品牌为沈阳本地，1983年尚未在河北市场流通。这张锡纸，不是随手捡的，是特意留下的标记——像一种挑衅，又像一种签名。

　　22日上午，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正式确认：唐山枪击案系“二王”所为。他们已跨省流窜，并延续了沈阳案的作案模式——不劫财、不勒索，只杀人、夺车、继续逃亡。

　　而这次，他们的目标更明确：吉普车油箱被加满，车内地图被撕去一页，仅剩的路线指向山东德州。显然，他们正在构建一条贯穿华北的移动逃亡通道。

　　陈国栋站在作战室地图前，用红笔将沈阳、唐山两点连成一线，再延伸向山东。“他们不是乱跑，”他低声说，“他们在测试我们的反应速度，也在寻找下一个落脚点。”

　　更令人不安的是作案手法的“进化”：在沈阳，他们因被撞破而杀人；在唐山，他们主动伏击，精准灭口，全程不到三分钟。这说明，兄弟二人已从“被动清除”转向“主动猎杀”。

　　第三条线索至此清晰浮现：“二王”已具备跨区域流窜、武装袭扰、反侦查脱逃的完整能力。他们不再是两个逃犯，而是一对移动的死亡节点。

　　当天下午，公安部紧急下令：华北五省启动一级协查，所有加油站、修车铺、国道检查站严查东北口音、携带包裹的年轻男性；夜间巡逻必须双人持枪；对所有失窃车辆建立实时通报机制

　　而此时，在某条通往山东的乡间公路上，那辆绿色吉普正碾过薄冰，车窗紧闭，车内无声。

　　1983年2月22日，天津。公安部临时指挥中心设在市公安局三楼一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里。窗帘紧闭，烟雾缭绕，墙上并排钉着三张现场照片：沈阳空军463医院血泊中的走廊、唐山丰润国道旁吉普车内的尸体、山东德州一处加油站外被遗弃的棉帽——每一张都无声，却都浸透了血腥。

　　来自沈阳、河北、山东的刑侦骨干围坐一圈，陈国栋坐在最末，手里攥着三份弹壳鉴定报告。他的指节因用力而发白。

　　“不是巧合。”公安部刑侦局老周开口，声音低沉如铁，“三起案件，同一支五四手枪，13枚弹壳，精准点射，无财物劫掠——这是同一个人，或者说，同一对人干的。”

　　技术专家起身，指向地图：“沈阳案发于2月12日13时，唐山案发于20日22时，间隔8天9小时。两地直线公里，他们选择夜间国道、避开主干检查站，说明对华北路网有基本了解。更关键的是——”他顿了顿，“唐山司机口袋里的‘老雪花’锡纸，是沈阳品。他们特意留下，是在传递信号：我们来了，你们拦不住。”

　　心理画像员接着说：“凶手无情绪宣泄，无辱尸、无勒索、无逃亡中的混乱行为。杀人只为清除障碍，夺车只为继续移动。这是一种高度功能化的暴力，接近军事行动逻辑。王宗玮作为退伍兵，具备这种思维；王宗方在军工厂的经历，则提供了后勤支持。”

　　陈国栋终于开口：“黄色挎包里的钳子和螺丝刀，至今没用上。他们原计划可能不是杀人，而是盗窃——比如军械库、通讯站，甚至医院管制药品。但一旦暴露，就立刻切换为‘清场模式’。”

　　会议陷入短暂沉默。所有人都明白，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什么：“二王”不是普通逃犯，而是具备武器、计划、反侦查能力与极端冷血心理的武装流窜团伙

　　更令人警惕的是他们的逃亡路径——从沈阳经唐山至鲁冀交界，全程避开城市核心区，专挑治安薄弱的城乡结合部、废弃厂区、个体运输线落脚。这说明他们不仅熟悉地理，更清楚哪里的警力最松懈，哪里的民众最不会报警。

　　散会时，已是深夜。陈国栋站在楼外，望着漆黑的天空。他知道，“二王”的车轮不会停。而下一次枪响，或许就在明天

　　1983年3月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全国围剿悄然铺开。公安部将“二王”案列为“一号督办”，代号“猎狼”。从沈阳出发的那对兄弟，已不再是两个逃犯，而是横跨华北、华东的移动风暴——所到之处，枪声骤起，血染黄土。

　　他们一路南下，行踪诡秘。在山东，两名盘查的民警被伏击，头部中弹，倒在春寒料峭的公路旁；在江苏，一家小旅店老板因多问了一句“从哪儿来”，当晚便倒在柜台后，胸口两枪；在安徽，他们劫持一辆吉普车，司机试图反抗，被当场击毙。每一次出手，都干净、冷酷、不留活口。只要遇到阻拦，或可能暴露行踪的人，便毫不犹豫开枪——这已不是逃命，而是宣战。

　　百姓谈“王”色变。村村设卡，夜夜巡逻，孩子哭闹，大人便低声吓唬：“别出声，二王来了。”车站、旅店、饭馆，凡有陌生面孔，必有人悄悄报警。全国警力如绷紧的弓弦，却始终未能将这支毒箭射落。

　　江西省广昌县甘竹镇，一名卖干粮的老汉向派出所举报：两个操东北口音的男子，在他摊前买了五斤炒面、两包压缩饼干，眼神凶狠，付钱时右手始终插在衣兜里，“鼓得不正常”。

　　警方秘密跟踪，发现二人昼伏夜出，藏身于血木岭一处废弃岩洞。洞内有铺草、空罐头、一张被撕去大半的全国地图——终点，指向广东边境。

　　公安部立即下令：华东、华中七省警力向广昌集结。武警江西总队调派两个特战分队，配合公安形成三层合围——外层封锁国道省道，中层控制村镇出入口，内层由老刑警、山地猎户与警犬组成搜山队，徒步进山。

　　兄弟二人退守陡坡，以岩石为掩体，疯狂还击。王宗方压制东侧，王宗玮不断变换射击位，弹无虚发。

　　现场缴获五四手枪一支，子弹11发，黄色挎包一只——与沈阳案发现场遗落款式完全相同。

　　（注：根据案件原始档案，王宗方、王宗玮于1983年9月18日在江西广昌围剿行动中被当场击毙，未实际接受审讯。本节严格依据已知事实，结合刑侦逻辑与行为证据，以第三视角进行符合历史语境的纪实性还原，不虚构口供，仅通过物证、行为模式与现场痕迹“让证据说线日，江西

　　广昌县公安局临时物证室内，灯光惨白。两张裹尸布静静躺在铁床上，血迹已干，凝成深褐色。王宗玮左额中弹，子弹贯穿颅骨，当场死亡；王宗方右胸被三发子弹贯穿，失血性休克致死。二人均未留下一句口供。审讯室空着。

　　技术员小心翼翼打开从岩洞缴获的黄色帆布挎包——与沈阳463医院案发现场遗落的那只款式完全相同。包内除了一把锈迹斑斑的钢丝钳、一把十字螺丝刀，还有一本被血浸透的笔记本。纸页黏连，字迹潦草，却清晰可辨：

　　没有忏悔，没有辩解，只有冰冷的时间、地点与结果。像任务清单，而非逃亡日记。

　　尸检报告数据显示，王宗玮右手虎口有长期握枪形成的厚茧；王宗方指甲缝中检出火药残留与机油混合物——说明他不仅参与行动，还负责武器维护。

　　弹道比对确认：该枪发射了沈阳案13枚弹壳、唐山案13枚弹壳，以及沿途多起枪击案的全部子弹。枪管磨损特征、击针痕迹、膛线印记，全部吻合。

　　虽无活口供述，但17类证据链完整闭合：通行证、弹壳、路线图、目击证言、行为模式、遗物笔迹、尸置、缴获武器……每一环都指向同一结论——

　　王宗方、王宗玮系有预谋持枪杀人、跨省流窜、连续暴力拒捕的特大恶性案件主犯。

　　“二王案”无共犯，无幕后，系兄弟二人独立实施。其行为之残暴、手段之冷酷、影响之恶劣，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

　　1983年2月12日，农历癸亥年除夕。沈阳的雪下得绵密无声，空军463医院门诊大楼外，红灯笼在风中轻晃，映得积雪泛着暖光。礼堂里，《少林寺》正放到高潮，掌声与笑语隔墙传来，没人想到，死亡正从后门悄然潜入。

　　根据现场勘验、证人证言与物证比对，专案组最终还原了那场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屠杀全过程：

　　当日中午12时40分许，王宗方、王宗玮兄弟趁医院多数人员聚集礼堂之机，从门诊大楼后侧消防通道潜入。二人原计划盗窃药房管制药品——王宗玮贴身携带五四式手枪，本为防身，却成了杀戮的开端。

　　13时02分，他们行至三楼药房门口，正欲撬锁，被值班医生张某撞见。张某质问身份，王宗玮未作任何回应，直接拔枪射击。第一枪击中张某头部，其当场倒地，手中处方笺飘落血泊。

　　药房外两名护士闻声探头，王宗玮连开两枪，二人中弹身亡，尸体蜷缩在分诊台下，眼睛睁得极大，仿佛至死不敢相信——这是除夕，不是战场。

　　此时，门诊值班室的保卫干事起身查看，刚走出门口，王宗方从背后连开两枪，击中其胸口。干事倒地时，手中保温杯滚出老远，茶水混着血，在瓷砖上洇开一片暗红。

　　兄弟二人并未停手。沿走廊向东，他们又遭遇一名取药患者及两名家属。为防止目击者报警，王宗玮再次举枪扫射。三人中弹，一死两伤。其中一名重伤者爬行十余米，在二楼洗手间门口昏厥，右手死死攥着一本深蓝色小册子——后来被证实是王宗玮的军区通行证。

　　整个作案过程持续不足四分钟。共发射13枚五四手，造成4人死亡、3人重伤。现场无翻动、无劫掠，药房铁柜锁完好无损——说明杀人并非手段，而是目的本身：一旦行踪暴露，即彻底清除所有潜在威胁。

　　作案后，王宗玮将贴身携带的黄色帆布挎包遗落于二楼拐角，内装钳子、螺丝刀——原拟用于撬锁，却未及使用。兄弟二人从后门撤离，13时20分左右返家，取走衣物与现金。王父亲眼看见王宗玮棉袄口袋里揣着手枪，听他说：“出事了，得赶紧走。”

　　兄弟二人在那一刻，已不再是普通人，而是被恐惧与逃亡逻辑彻底吞噬的亡命之徒。

　　岩洞外，雪早已化尽，只有几片枯叶在石缝间打转。武警战士们默默清理现场，将两具盖着白布的尸体抬下山。王宗方、王宗玮，这两个曾让六省警力如临大敌的名字，此刻静静躺在担架上，再也不会扣动扳机。

　　17时整，广昌县公安局正式确认：经指纹比对与沈阳户籍档案核验，二人身份无误。现场缴获五四式手枪一支、子弹11发、黄色帆布挎包一只——与1983年2月12日沈阳空军463医院案发现场遗落的挎包款式完全一致。弹道鉴定同步完成：该枪发射了沈阳、唐山、山东、安徽等多地共计37枚弹壳，致20余人死伤。铁证如山，无需辩驳。

　　9月20日，公安部向全国公安机关下发结案通报。自大年三十那场血案始，历时219天，横跨辽宁、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六省的特大持枪流窜杀人案，正式宣告终结。全案共造成4名群众、1名医生、12名干警及保卫人员死亡，9人重伤。其手段之残忍、逃亡之猖獗、影响之恶劣，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

　　9月25日，中央政法委召开紧急会议，“二王案”被列为推动“1983年严打”专项斗争的关键导火索。全国范围内启动治安整顿：管控全面收紧，流动人口登记制度强制推行，基层联防体系迅速建立。曾经夜不敢出的村庄，重新亮起了灯；曾经人人自危的车站，恢复了秩序。

　　沈阳空军463医院门诊大楼三楼走廊，血迹早已被反复清洗，瓷砖光洁如新。但那13枚弹壳的复制品，被永久陈列于中国警察博物馆“重大刑事案件”展区。展柜标签仅一行字：

　　民众不再因一句“东北口音”而恐慌，孩子不再被“二王来了”吓哭。那个被鲜血浸透的除夕，终于在秋日的肃清中画上句点。